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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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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发表于 2007-11-30 22:07 只看该作者
《动物解放》[英] 彼得·辛格（21a）
动物利益与人类利益 设若我们能比那些比较开明的国家走得更远，而改革更彻底；设若我们可以达到一 个阶段，使我们对动物利益的考虑与对人类利益的考虑平等——则我们今日所知庞大动物实 验工业就会终止。全球各地，关动物的笼子都会空掉，而动物实验所的门将被关起。这会怎 么样呢?医学研究会因而终止，而一大堆未经试用的产品会涌入市场吗?不可能。如前所说， 新产品会减少，但我们照样可以过活，而新产品都是用已经证明无害的物质做成。因此，我 们的损失不大。如果有真正必须的产品需要试验，或有其他研究需做，则不用动物而改用其 他方式是可以做到的。
在本书第一版我曾说：“科学家们不去寻找替代办法，是因为他们对他们所利用的动物关怀 不够。”接着我预言：“由于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还如此之少，而已有些微成绩，因此，如 果真正努力起来，进展必然大增。”过去10年，两段话都证明是对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以 其他方法替代动物来做产品试验的努力上大增——但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们突然对动物更加 关怀起来，而是由于动物解放人士的奋力抗争结果。其他方面的动物实验也可以发生同样的 变化。
上千上万的动物被迫成年累月地吸入烟草气，但肺癌与吸烟的关系之证明却仍是以人类的临 床观察为资料。美国政府不断地在癌症研究上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费用，却同 时又支持烟草业的营运。研究费有许多用于动物实验，但其中许多是跟癌症的治疗没有关系 的。大家都知道，有些实验人员把他们的研究工作换上“癌症研究”的标签，以便获得更多 的经费。而同时，我们在大部分癌症的抗争上却陆续失守。1988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 所发布的统计显示，即使把人口老化的原因考虑在内，过去30年来癌症的总比率也是每年 上升大约1个百分点。根据最近的报告，美国年轻人的肺癌比率有下降趋势；这是一片上升 趋势中唯一相反的迹象，因为肺癌比其他癌症的致死率都高。然而，若说肺癌比率降低了， 那也不是由于治疗方面的改善，而是美国的年轻人，尤其是白种男人，烟抽得少了一些。肺 癌的存活率几乎没有变。我们知道，所有的肺癌，有80%—85%是 起 于抽烟。我们很有理由这样问：我们既然知道消灭烟草可以把肺癌完全扫除，却仍强迫千万万只动物去吸烟草气，以便让它们得肺癌，这是正当的吗?如果人类明明知道吸烟会有得 癌的危险却仍决定吸烟，有权让动物为此去受苦吗?
肺癌的治愈率和癌症总和的治愈率同样可怜。虽然某几种特定的癌症治愈率有进步，但自从 1974年到现在，被检查出罹患癌症的人，存活5年以上者人数上升不及1%。 所以，预防仍是更可靠的办法——尤其是教育民众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现在承认，动物实验实际上往往妨碍了我们对人类疾病及其治疗的了解。 例如北卡罗莱纳州的国立环境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们最近便提出警告，说动物实验可能会使 我们失察于某些会使人致癌的化学物品。砷似乎使人有致癌的危险，但在实验室对动物却无 此效果。1985年，美国颇具声望的华特·李德陆军研究所以动物发展出 疟疾疫苗，但用在人身上却证明大多无效，而由哥伦比亚的科学家以志愿人士所发展出来的 疟 疾疫苗则证明有效得多。现在，动物实验的辩护者常常在谈为爱滋病找救药 的重要性，但最早把爱滋病病毒HIV分离出来的美国人劳伯·伽罗却说，法国研究员丹尼尔 ·扎格瑞所发展出来的可能疫苗，证明在人体内激发病毒抗体比在动物体中更有效，他接着 说：“用黑猩猩所得的结果并不令人兴奋……或许我们应该更积极地以人作试验。” 有意思的是爱滋病患者支持这种呼声：同性恋活跃分子拉里·克拉玛说：“让我们做你 的天竺鼠吧!”这种呼声无疑是有其深意的。如果直接以志愿人士做实验，救 治之方一定更快取得；而由于爱滋病的特性以及同性恋团体分子之间的紧密关系，志愿人士 应不致短缺。当然，必须小心从事，让志愿人士真正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受任何压力与欺 骗。但真心同意接受实验并非不可理解。因为，既然会死于这种必死之症，又何须用那种通 常不会发展为爱滋症的动物去做实验以求救治之方呢?
动物实验的辩护者常爱说，动物实验对我们的寿命大有帮助。例如，在修改英国动物实验法 的辩论期中，英国药剂产业协会就在“导引”上做了整版广告，标题为“他们说人生40才 开始。但不久前，这却是人生的结束。”广告接着说，现在人如果40而死，被认为是悲剧 ，但在19世纪，参加40多岁的人的丧礼却司空见惯，因为那时人的寿命平均约42。 广告说，“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之所以能够有望活到70，主要得感谢以动物作的实验。”
这种话根本就是谎言。它是如此赤裸裸地误导读者，以至社区医疗专家大威·圣乔治医生写 信给《刺血针》杂志说，“这则广告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因为它在解释统计资料上犯了两个 重要的错误。”他也提及汤玛斯·麦可望于1976年出版的“医药的角色”(Thomas McKe ow ns The Role of Medicine)，该书甚有影响力，引发了一场争论。在19世 纪中叶以后人类死亡率的改善方面究竟是社会与环境的改变贡献大，还是医药贡献大；麦可 望说：
争论有了决议，现在众人接受医药对人类死亡率改善只有边际效 用，而且也只有在非常晚近的阶段，即当死亡率业已明显大幅降低之后。
J·B与麦肯莱在研究美国十大传染病的降低情况之后，也得到类似结论。他们的研究显示， 除了小儿麻痹症以外，每一种传染病都是在新的药剂出现之前就已大幅降低(原因可能是食 品与卫生的改善)。1910至1984年，美国人口死亡率约降低40%，对此，他 们“保守”的估计，十大传染病死亡率的降低，略有３．５％可以解释为是医药 的贡献。 事实上，由于医药声称在这些疾病上最为成功，因此，估计在美国人传染病死亡率下降方面 ，医药的贡献以３．５％为上限应是合理的。
请记得，３．％是所有的医药贡献。而动物实验则在这３．５％中可能只占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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