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浪动物的命运探讨(之缩略版一) 欢迎转帖
城市流浪动物的命运探讨
(之缩略版一)
孔 曦
一、引子
城市流浪动物的命运引人关注，往往都发轫于极端的新闻事件。今年4月，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烧狗事件，再一次引发了反虐待反虐杀的抗议浪潮。那些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宠物，为何成为任人宰割的丧家犬猫？它们的悲惨命运何时才有尽头？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宠物狗和宠物猫是财富和时尚的一种象征，一只北京犬或西施犬动辄开价上万元，一只名种猫也价格不菲。随着宠物热的兴起，一些血统不纯的北京犬和西施犬大量进入普通百姓的家庭。限养法规只针对养狗的市民，对宠物狗的源头——狗市和狗的繁育却没有限制。很多人并没有把宠物当作家庭的一员，社会也没有为它们准备好应该准备的一切。在各个大城市，每天都有数十只至上百只小动物被遗弃、受残害。2006年6月，北京的流浪猫狗已达到40万只，广州约有100万只流浪猫，流浪动物已成为中国城市的一个社会问题。
每只流浪猫狗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主人，在一些人眼里，决定宠物狗命运的是品种和身价。串种的京吧和西施犬是攀比心理造成的第一批弃儿，在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有4只某天后级歌星送来的小狗，此人在不同时期“钟爱”不同的狗，新欢一买回家，旧宠马上就被遗弃。南京烧狗事件的主谋朱爱玲就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解：“那又不是条好狗！”家养宠物流落街头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种——主人喜新厌旧、不能宽容它们的生理特性（尤其是成长过程中的行为问题）、不愿承担过高的办证费和医药费、走失、乔迁新居、年轻夫妇生育小孩、主人离异或去世等家庭变化和变故。
政府部门某些不合理的规定也是犬只遭遗弃的主要原因。以前，有关部门一直试图用高昂的管理费限制养犬。北京的狗户口曾高达5000元一只，每年注册费2000元。广州更高，分别是 1万元和6000元。在上海市区，按地区分别为每年2000元或1000元。近年来尽管有所降低，无证犬仍然远远多于有证犬。北京城区的养犬者中，86%是工薪族，许多犬主的狗买来只花了几十元到几百元。穷人也有情感慰籍的需要，养狗即奢侈的偏见明显影响了政府部门的管理思路。程序繁琐、代价高昂令太多的犬主不愿办狗证。官方数据显示，上海治安部门捕获的犬只中，无证犬为有证犬的4倍。截至2006年3月底，广州10多万只宠物犬当中，上牌的才几百只，这意味着全市逾99.5％的宠物狗是“黑户口”。“35厘米以下”的尺子，把不少友善的工作犬和伴侣犬也一笔抹杀。
并非所有的管理部门都如此机械、官僚。深圳市政府就认识到，必须采取规范、引导和宽容的态度，将养犬纳入政府的有序管理。2006年7月1日，深圳市城管局实施新的《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养狗管理费由每年每只2000元降至300元，还免去了第一次上狗牌的5000元，节育犬收费减半。
二、被弃宠物的悲惨世界
在老旧居民区的幽暗弄堂、在商品房小区的灌木丛，在午夜的公园里、马路边，在垃圾场，游荡着流浪猫狗的孤独身影。它们的温饱没有保障，时刻可能受到虐杀；它们源源不断地成为某些人的盘中餐，成为某些毛皮服装厂的“原料”……内蒙古的赵长虹有一次捡回了一只小狗，它头几天拉出来的竟是流浪时吃的墙皮和砖头末子。90%以上的流浪猫狗有伤病，除了少数被收养，绝大部分都在很年轻的时候悲惨地死去。有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心理满足的人，通过戕害小动物发泄不满，其卑劣猥琐，令人发指。每当某种疫情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当替罪羊的总是小动物。
猫和狗，这两种在发达国家受到广泛保护和爱护的伴侣动物，依然被许多国人当作食物。每年，中国大陆的市场上被作为食物屠宰的狗多达1000万只，猫则超过400万只。许多广东人认为猫肉是滋补佳品，据统计，广州地区日食猫上万只（除了少数为人工饲养，大部分是流浪猫），这还不包括粤东、粤西、粤北等地。大批被屠宰的流浪猫由冷藏车运往广东一带，偷猫、贩猫、杀猫、卖猫肉、吃猫肉、卖猫皮、做猫皮大衣这样一条巨大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上海的一些无良商贩，甚至用流浪猫的肉制作“烤羊肉”。为了揽客，千山的一家饭店竟当街杀狗。在上海的徐家汇商业圈、天钥桥路和肇家浜路的路口，有家餐馆赫然打出了“狗肉纸火锅”的广告。
三、艰难的救助
除了虐待和遗弃，世上还有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重视流浪动物，自发形成了保护、救助它们的民间团体或救助中心。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深圳、广州、成都、济南、兰州、西安、大连、哈尔滨、沈阳、长春、内蒙古、香港等36个城市或地区，已经成立了50多个救助流浪猫狗的协会或组织，建立了几十家网站，出现了23位个人，有的个人代表着一个靠QQ群联络的民间动物保护群。年轻的或年老的、宽裕的或拮据的救助者纷纷以诚挚的爱心投身其间，他们从街头、从垃圾堆、从车轮下屠刀下拯救被遗弃的小动物，轮流寄养和照顾它们，为它们寻找合适的领养人。那些快要病死的、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被挑断脚筋或砍断四肢或刺瞎双眼的、被人割过颈项或剁了尾巴的、为狗贩当繁殖机器衰老后一扔了之的、还有出生几天就没有了妈妈的小猫小狗，有了起死回生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还成立了弃龟收容中心。
爱心背后总有太多的艰难和坎坷，救助流浪动物的民间组织和个人得不到政府的扶持和资助，救助资金主要靠个人募集。一只健康的动物被收容后至少需花费300多元节育费和疫苗费。大多数流浪动物都有伤病，每只的治疗费加饲养费平均1500元；张吕萍的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每年至少需要一百多万才能维持；还有北京的丁奶奶、上海南汇猫王徐凯老人、天津的杨晓云、成都爱之家的陈运莲和王晓红、南京的哈文进、西安的代淑清、兰州的朱桂兰、广东韶关的刘淑兰……几乎所有的救助组织和个人都步履维艰，无论是财力还是空间，都在超负荷运转。不少民间救助者的人生之路惊人地相似——一开始都有比较宽裕的经济条件，在十多年的救助生涯中，她们耗尽家产、放弃事业、远离家庭生活、受人误解，有的还遭人敲诈勒索。噪音和异味扰民、城市动迁、资金紧张等问题令她们居无定所、多次搬迁。杨晓云11年搬迁9次，张吕萍带着小动物东躲西藏十多年，搬家不下七、八次。救助者的善行得到了舆论的肯定、公众的支持，2003年8月，张吕萍被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授予“动物保护杰出人物”。除了这些知名人士，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救助者。像北京的潜水教练宫忆、威海的宋大爷、重庆的罗映梅……每个救助者都有很多感人事迹，在上海，年轻志愿者会抽空到南汇猫王徐凯老人或多姿融的流浪猫之家，捐钱捐物、打扫卫生；一位老妈妈每天晚上都要给中山公园的流浪猫喂食，为了进入已经关门的公园，还要给门卫说好话。在兰州，有的年轻救助者为此丢了工作，有的和女友分手，有的不停地与反对他们的家人作“斗争”……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动物保护组织起步甚晚。1903年，香港爱护动物协会(SPCA)由一些志愿人士组成。1992年12月，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2000年1月清理整顿后再次注册登记。2001年，国内第一家政府批准的非营利性民间动物收容及保护机构——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成立。2003年1月，上海市畜牧兽医学会小动物保护分会成立……令人困惑的是，民间组织要得到官方承认十分困难，没有官方的承认，又往往会陷入“非法组织非法活动”的困境。手续繁复、审批过程漫长、注册资金高昂，是救助组织正名难的主要原因。
